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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丹:我开办了“单丹电脑打印社”

日期:2012-11-07   点击数:989664

一、我和父亲同失业

    1997年6月,“伊斯兰回民餐厅”重新装修,取消了伴宴唱歌的形式。整整两年的伴宴唱歌生活结束了,我离开了那个给我自信和让我快乐的梦想舞台。失去了舞台的我,犹如鸟儿失去了翅膀,不能在天空自由飞翔。

    离开了餐厅,全家也搬出了马驰叔叔为我们租的那间房子。我把钥匙交还给了他,虽然他一再坚持让我们还住那里,但我们还是在感激中婉言谢绝了。全家又在不远处租了一间小两室的老房子,这回租的还是二楼,楼梯和走廊过道很窄,堆满了杂物,父亲每次扛着我侧着身体才能走过去。我让父母和周末才回家的弟弟住在那间并不算大的“大屋”。我住的那间狭窄的小屋,放下一张单人床后,只够一个人通行。床紧挨着窗台,我坐在床上,透过那扇被风雨冲刷得褪了色的木框小窗户,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。

    虽然我已不在“伊斯兰回民餐厅”唱歌,但梦境中会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舞台,甚至有好几次,我都是在掌声和鲜花的包围中,幸福得笑醒了。梦醒之后,方知梦想和现实间有一段残酷而难以跨越的距离,心中不免泛起阵阵悲伤和酸楚。我知道,歌唱的梦想已融入我的血液,在我生命里流动。只有在舞台上歌唱,我才能找到自己。我不敢想象,有一天不再歌唱,我该怎样去生活。那时,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只会呼吸的躯壳,找不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我又一次迷失了方向,看不到未来。

    那时,父亲工作的水泥厂也停产,无奈地下岗了,整日愁眉不展,寡言少语。在他肩上,好象一下子多了好几座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    那两年,我和父亲曾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撑。几乎又在同一时间,我们俩都失掉工作,没有了任何收入。全家的生活又陷入刚来沈阳时的那种危机中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,彼此又都能感知的一种沉重。

二、父亲街头卖饮料

    过了一段时间,有一天,当父亲突然说要在马路旁卖饮料时,我一脸愕然,就象听到鱼儿要到陆地上生存一样惊奇。我简直不敢相信父亲会彻底放下身段,做出从前的他永远都不会去做的决定。以前在黑龙江时,父亲曾在镇政府工作,每天穿着笔挺的西装去上班。用母亲的话说,父亲是一个油瓶子倒了都不会扶的人,更别说买菜、做饭,他样样都不会。可来到沈阳后,父亲天天要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去工厂上班,这次下岗后,还要沦落到街上摆摊卖饮料……这一次次命运的起伏和转折让我不敢相信,更不愿去接受。我想了一会儿,用试探和商量的语气对父亲说:“再想想别的吧!”父亲马上很坚定地说:“就先干这个吧!本钱不大,还没有什么风险,我看别人都能卖,咱也能卖。”我低下头沉默无语,多种情绪象一团乱麻交织在心头。我理解父亲做出这个决定的决心,但又不知该怎样去阻拦他,心底的泪水快要从眼眶里涌出来。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:如果父亲不是为了圆我唱歌的梦想来到沈阳,他和母亲的工作与生活会比在沈阳好很多;如果我可以凭自己能力不让父母这样操劳,如果……想到这些,我心里满是愧疚、自责和无奈。

    没几天,父亲真在楼下马路边摆摊,卖起了饮料。在一棵不太高大的树下,父亲那200多斤肥胖的身体坐在一个高出地面大约一掌、砖头一样大小的木凳上,地上摞了几箱饮料,箱子上面摆着几瓶不同颜色的饮料。不管是来买来看还是来问价格的人,父亲都满脸笑容,一次一次站起来接待。在初夏的烈日下,父亲那薄得透明的白色老头衫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透。我在二楼窗口能看到父亲卖饮料的全部情景。虽然第一天卖得不多,但看得出父亲做买卖的劲头十足。后来,父亲每天一大早就出摊,卖的饮料也一天比一天多。一次,一个常来买饮料的人一下买了一箱,父亲很热情地帮他把饮料扛到了8楼。回来后父亲气喘吁吁,额头上的汗象水一样往下淌,湿透的背心贴在肉上,身体宽厚的轮廓和线条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一刻,我的心也被泪水浸湿了……

    从窗口望着整天忙碌的父亲,我问自己:在困境面前,既然父亲都能放下架子去卖饮料,为什么我还活在自己的梦境里?

    很多次我都和父亲商量要去帮他卖饮料,可每一次都被他笑着拒绝。后来,看我天天提这事,他就答应了。可每次真的坐在马路边卖饮料,我心里却忐忑不安,更不敢抬头,生怕过来一个熟人把我认出来,我总是坐在摞起来的饮料箱子后面。经常是呆一会儿,父亲就把我先送上楼。

    那时,弟弟还在艺校上学,每个月的开支很大。全家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。

    为了缓解父亲的压力和家里的拮据状况,曾同我一道在“伊斯兰回民餐厅”唱歌的阿希叔为母亲介绍了一个工作:每天凌晨3点起床,骑自行车去市场卖塑料袋。自行车前后左右都挂满了用编织袋缝制的大兜子,里面装着大小不同、颜色和用途不同的塑料袋。虽然只是一辆自行车,母亲却几乎让它装载得如同一辆小货车。车把已失去灵活性,但却丝毫没影响母亲正常行进。母亲是第一次卖塑料袋,我们都挺为她担心,怕她挣不到钱上火,于是我和父亲提前为她打了“预防针”。没想到母亲第一天去市场就卖了个开门红,这让我们都很惊讶。连阿希叔都说,母亲打破了这个行业的纪录。接下来一天比一天好,她的“客户”也越来越多,自行车上挂着的大兜子也不断增加。她每天都要把不同地段的市场跑个遍,才算完成一天的工作。母亲早上出去时我还在睡梦中,中午回家做完饭又出去,直到天黑才迈着沉重的脚步,拖着无力的身体,满脸尘土地回到家中。街坊邻居见到母亲都躲得远远的,还以为她是捡破烂的。不管刮风下雨,母亲一天都没休息过,她的手被塑料袋腐蚀得裂开一道道口子,身体也渐渐消瘦,有时坐着吃饭都能睡着。但第二天还没大亮,她又骑着那超载的自行车消失在初升的红日里。母亲就像永远都不知疲倦的老黄牛,默默地为这个家辛劳地耕耘着。

    看着每日在外风吹雨淋、疲惫不堪的母亲,望着头顶烈日、大汗淋漓在马路上卖饮料的父亲,我很心疼,却无力做什么。

    正巧那几天,一个黑龙江的朋友来沈阳出差,专程到我家来看一看,刚好赶上父亲正在街上卖饮料,一边吆喝着,一边用搭在脖子上的湿毛巾擦汗。家乡人看到便走上前去,含泪握住父亲的手说:“单叔,要不咱回去吧!别在这儿吃这个苦了。”父亲有些哽咽的声音说:“我既然出来了,不管怎么难都不能再回去。”这个镜头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父亲为了我,为这个家,肩上扛的担子有多重,咽下的苦有多苦。

三、立志开起复印社

    从那天起,我变得更加抑郁了,每天坐在二楼的窗口向外望,一坐就是一天,很少说话。

    有一位小马叔,是我们刚来沈阳时父亲在一个装裱书画店里认识的,后来和父亲成为了好友,也是我的一位忘年交。他是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。他对文学的喜爱和痴迷深深的影响着我,他热爱的外国名著和古典诗词都成了我的最爱。他曾对我说:“要好好读书,也许有一天笔就是你的腿。”在小马叔的指引和带领下,我走进了文学的大门,从1996年开始,我就学着写诗。

    在那些日子里,面对着属于我的那个小窗口,我把我心中的茫然和愁苦都写进了诗里,诗歌成了我唯一可以倾诉的伙伴。

    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那天,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乐之中,我却因多日郁结又突发急性肾盂肾炎,父母提心吊胆地把我送到医院医治,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才好起来。

    在经受了这一场病痛后,我对家的责任和使命感愈发地浓重和强烈,越来越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,一定得把这个家的担子扛起来。

    闲暇时,我把一个朋友给我买的小霸王电脑学习机拿出来练习打字。有一天,正打着字,突然想到开个电脑打字社,我觉得这个工作我很喜欢,也很适合我做。当天我就和父亲商量,用自己这两年唱歌挣的钱开个电脑打字社。父亲听后很惊讶,他在赞成的同时全力支持我的选择。

    做出这个决定后,我就像是充了电的马达,变得有无穷的力量。突然像变了一个人,每天满怀信心地练习打字和排版。父亲经常一早就骑车出去,打算租个门面。后来有一天,小马叔在铁西广场他曾裱画的店铺旁找到了一间房子。虽然很小,但对于刚刚起步的我们来说,已经足够了。紧接着父亲就开始买设备,一样样电脑设备都搬到了仅有7平米的小屋里,父亲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喜悦。为了这个新起点,全家人准备着、努力着、憧憬着。

    1997年9月,在铁西广场一个7平米的小屋里,“单丹电脑打印社”终于开了起来,我和父亲又都同时“再就业”了,我的心也踏实下来。


 我在复印社打字

    每天早上,我满心欢喜地摇着三轮车和父亲去复印社,微笑着迎接小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。每天的工作分配是我打字,父亲复印,还要忙些我活动范围以外的事。母亲还是照常去市场卖塑料袋,中午赶回家做好饭,给我和父亲送来后再抱我去厕所。没过多久,我打字的速度和排版能力有了明显提高,我和父亲对复印社的业务也娴熟了。每一天为每一位顾客服务,我都觉得很欣慰,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。


   父亲抱我进复印社

    复印社开一个多月了,去了房租和其它费用,算一算没挣钱。虽然这只是暂时的,但我还是有些小失落。父亲劝我说:“咱们没挣到,但也没赔上,就当这一个多月交学费,找经验了。”我细想也确实是这样,就算给自己一个机会锻炼了,接下来更要信心百倍地努力做好。

    有一天,小店里来了一个人要复印,父亲一抬头接过他手中的文件时,那人一下就把父亲认出来了。他很惊讶地问父亲:“大哥,这是你家开的啊?”这时父亲才反应过来他是谁,于是父亲很热情地和他握了握手,笑着对他说:“单丹在这开的复印社,我帮她忙和着。”我在一旁听到和父亲交谈的这个声音很熟悉,马上转过头去,没想到竟是常去“伊斯兰回民餐厅”吃饭,很爱听我的歌,总为我献花捧场的那位叔叔。几个月不见了,我边忙边和他聊着。他告诉我说:“我单位就离你这不远,这回知道是你开的复印社,回去我就告诉单位的人都到你这来做活儿,我再告诉一些朋友,有这方面业务的都到你这儿来。”原来在“伊斯兰回民餐厅”唱歌时总为我捧场,现在我开起了复印社,依然还这样支持我。那一刻,我心中温暖又感动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,来复印社的业务量渐渐增多,小屋也变得越来越拥挤了。


  父亲推我走在去复印社路上

    复印社空间不大,但却很冷,入冬时我的手脚都冻了。父亲看到我手肿得比原来粗了好多,每天用不能弯曲的手指坚持打字,他的心比我的手还要疼。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个热宝,让我天天捧着暖手。

四、重新燃起歌唱梦

    我和父亲每天都是两点一线,早上从家里到复印社,晚上再从复印社回到家里。有一天,为了赶一个活儿我和父亲忙到半夜,回去时街上已没有几个行人了。到家坐在床上,打开台灯,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:虽然现在的生活忙碌又充实,但好像丢失了什么。那一晚我彻夜难眠,后来终于找到了答案,是心底一直在燃烧,就快要被现实熄灭的梦想。自从不在餐厅唱歌以来,父亲一直也没带我去老师家上声乐课。难道父亲真的对我失去了信心?难道现实可以替代梦想?难道我的未来只能在7平米空间里扎根?失去梦想的活着,再充实也只是个躯壳。我的梦想不仅仅是我自己的,更是父母为了我,舍弃所有和付出一切的代价。如果我放弃梦想和追求,等于扼杀了父母对我的期望和爱我的心。我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,自从来到沈阳,我一直带着梦想的使命努力向前走。想到这儿,我心里隐隐作痛,但好像又有一种信念和力量在生长。

    1995年7月,我跟音乐学院马素娥教授学习美声,半年后马教授对我说:“你有半年多美声训练基础已足够,如果再坚持练美声,怕把你特有的音色改变和破坏了。”所以,马教授建议我再找个通俗唱法老师教我通俗。

    1996年7月,在一次演出中,我认识了原沈阳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张实。第一次在台下看他演出,被他动情、忘我、有爆发力地演唱《罗拉》而震憾。没想到我演唱过后,穿着一身中式黑色立领的他从我身后走了过来,当他转身的一刹那,我看到他脖子后面留着一根细长的小辫子。他坐下来很亲切地与我和父亲聊了起来,他说被我纯净而柔情的歌声打动,还说我是一颗好苗子,如果没有人栽培、长歪了就太可惜了。于是他主动提出要义务教我唱通俗。我和父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“幸福”,没有任何心里准备,但这确实是我期待中和意料外的事。那一瞬间,我和父亲被他的真诚感动。从那以后,我成为张老师的学生,跟他学通俗唱法。

    有一天小马叔来家里,当和他谈起我的歌唱梦想时,他皱紧了眉头,连戴着的眼镜也在微微颤抖,好一会儿都不再说话。当我把写好的诗给小马叔看时,他的眉宇间才充满着喜悦。他对我说:“唱歌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事儿,那些健全的歌手最终又能怎样?”这句话象一把利箭击中我为梦想燃烧的心,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过了一会儿,小马叔又说:“我不愿意看到你飘浮在音乐的天空里,一旦狂风袭来,你便像羽毛一样被风吹落,那时会伤得更深。踏实下来好好学习,用你的笔来支撑自己,走出一条更精彩的人生路。”听了这一席话,我很感动,心里充满对他的感激。多一条腿便也多了一条路,我相信我会在这条路上坚实地走下去,但歌唱的梦想我不会轻易放弃。

    一天在复印社,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,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父亲一时手足失措,不知缘由,眼圈也有些红了。在他紧张又急切地询问下,我很委屈地哭着说:“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了?不想让我学唱歌,放弃我的音乐梦想了?”父亲听后便笑了,搂住我的脖子一边帮我擦眼泪,一边说:“我从来没想放弃你的音乐梦想,这两个月就忙复印社了,这几天我就送你去学习。”听到父亲这样说,我沾满泪水的脸终于露出了笑容。

    后来,每个周末父亲都带我去张老师家上声乐课。张老师家是五楼,我能感觉到父亲扛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,上到五楼也越来越吃力了。张老师每次给我上课都不看时间,一上就是一下午。从我进屋那一刻起,专业音响设备就为我打开,放上伴奏带,我拿着麦克像在舞台上一样用心投入地演唱着。从舞台的神态、动作到每首歌的咬字、发音、气息和情感,张老师都认真细致、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给我做示范和指导。老师告诉我,随着年龄增长,不能总唱杨钰莹的甜歌了,应该往抒情成熟路线上走。于是,我由原来甜歌路线改为抒情风格,也开始学唱千百惠和孟庭苇的歌了。我每节课唱的歌,老师都给我录下来,让我自己听,总结缺点。不久,我的演唱水平提升了,风格也有了全新的改变。连我都不敢相信录好的歌是我自己唱的,老师看到我的长进也很欣慰。

    白天在复印社上班,不管怎么累,晚上回家我都要坚持练歌,但只能小声唱。有时大半夜想起老师讲课时说的话,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记笔记。就这样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,在现实中努力生存,在梦想中快乐歌唱。

五、本山叔电话拜年

    1998年春节,全家人围坐,等着看春晚中本山叔的小品。当本山叔以一个农民大叔形象出场时,我觉得他就在身边。看着看着,父亲笑得前仰后合,母亲眼泪都笑出来了,弟弟正喝水差点笑喷,我也笑得肚子疼。全家人在本山叔的小品《拜年》中,笑尽了一年的忙碌和疲惫,过了一个快乐年。在看本山叔的小品时,镜头在观众席中一闪,我看到马驰叔叔正在笑着鼓掌。零点后晚会结束后,我马上给马驰叔叔打电话拜年,告诉他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他。我又让马驰叔叔转达我们全家对本山叔的新春祝福,电话里马驰叔叔突然不说话了。在一片嘈杂声中,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本山叔的声音,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给你们全家拜年了!”我激动地说:“谢谢本山叔,也给您拜年!祝贺您小品表演得成功!我们全家人在一起看您的小品都乐不行了。”本山叔听着就乐了,他又对我说:“快乐点,给父母代好!”本来有很多话想和本山叔说,但一激动啥也说不出来了。放下电话我就告诉了父母亲,他们兴奋了老半天。我更是兴奋极了,本山叔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每一句话,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。和本山叔快一年没见了,没想到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,在电视里刚看完他的小品,就能和他在电话里说上话,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惊喜,甚至超出了过年的意义。

    1999年秋天,开了两年的复印社扩大了经营规模,从7平米的小屋搬到隔壁20多平米的大屋里。母亲告别了她去市场卖塑料袋的生活,在原来复印社的小屋里开起了食杂店,虽然也很忙碌,但她每天不用骑着那台超重的自行车,超负荷地走街窜巷地奔劳了。另外,食杂店和复印社紧挨着,母亲照顾我也更方便了。


  我与母亲在食杂店门前

    小卖店和复印社到现在为止仍在开着,一直也是我们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,是我们全家的“饭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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